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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此一家 对话柏杨之子郭本城:柏杨是一个得到善终的文人
发布者:www.chuangyeweb.com 发布日期:2018-02-07

郭本城朝我们远远走来,身着一袭白衣,眼里眉间含着笑,举手投足十分儒雅;他开口软糯,身上几乎找不到他父亲柏杨嬉笑怒骂之锋芒。

在搜索引擎中找“郭本城”,跳出来的内容几乎全和柏杨有关。他的人生,似乎总与父亲绑得特别紧。用他的话说,就是“没有人知道郭本城是谁,但一提起柏杨之子,大家立刻觉得熟悉。”

郭本城是台湾作家柏杨长子,是柏杨与第三任夫人齐永培所生。1959年的一天,年仅5岁的郭本城和他咿呀学语的弟弟本垣突然就失去了父亲??父亲为了另外的女人,“狠心”离开了他们和母亲。从此,父亲缺席了他的人生18年。

没有父亲的童年,本城与本垣受到了母亲及外祖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,“父亲”二字成为家中禁忌。青年时期,在他们心里无法具象的父亲,因为一场牢狱而名声大噪,他后知后觉,自己平静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牵连。23岁那年,郭本城见到了刚出狱的父亲,眼前瘦骨嶙峋的老人紧紧握住他的手,流着眼泪连声道歉,他形容当时“整个心就软了”,于是渐渐试着原谅与接受。

之后,郭本城陆续见到了父亲散落在大陆的两个女儿:大姐冬冬与二姐毛毛,也开始与父亲第四任妻子所生的妹妹佳佳有了经常的联络,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把他环绕。1980年代末,台湾经济起飞,郭本城选择了下海经商,并一路把生意做到了大陆。2008年,88岁的父亲在睡梦中去世,作为长子的郭本城手捧父亲的骨灰,将其一部分葬回了故土河南,一部分撒向了承载父亲冤狱回忆的绿岛海面。

5年后,郭本城决定要为父亲写本书。他带着笔墨,跟随父亲的背影,重返父亲充满艰辛的生命现场:他从父亲幼年遭继母凌虐开始写,历经青年从军、艰难求学、远渡台湾,再走过父亲十年小说、十年杂文、十年冤狱、十年著史的漫漫征程,他描述父亲的五段婚姻,悉数父亲的各路好友,深切品味父亲的痛和乐,终于在这本《背影:我的父亲柏杨》的皇皇文字里,与父亲达成深刻的和解。这是他作为儿子,最独特的表达爱与纪念的方式。2016年春夏,郭本城带着这本书来到大陆宣传,面对记者的采访,他深情地说道:“我父亲有句话影响我很深:唯有爱,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。”

重返受难现场:忍不住失声痛哭

记者:你的书名为什么叫《背影》?

郭本城:我认为,我父亲以往呈现出来的多是正面文章的辛辣,背后的故事很少。他的背影我很熟悉,这一次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叙述他,去跟随他,也是想把他呈现得更立体一点。他身上有很多世人不了解的宝藏,我想挖掘出来。另外,“背影”这个词容易唤起人们的追忆,我希望大家能去追忆他的奋斗精神、他的民族意识,以及他海纳百川的气度。最后,也是想要借着朱自清先生《背影》的光,这能引起共情,我们都是在写父亲。

记者:这本书的创作大概花了多长时间?

郭本城:前后大概八个月。其实父亲的传记在大陆和台湾都有,写得都很好。但是,我觉得以柏杨长子的身份来写可能更贴切一点。我压力很大,害怕砸了父亲的金字招牌。写得好会有人表扬,写得不好,网球包专卖,以父亲的个性应该会托梦骂我。(笑)

记者:你曾说,写这本书的过程,也是重新认识和理解父亲的过程。

郭本城:对,我写这本书曾数度把键盘收起来,忍不住去洗手间痛哭。虽然我们血脉相承,但直到父亲离开,我才真正量到他的体温,这让我感到很悲痛。

记者: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放声痛哭呢?

郭本城:写他入狱被政治迫害这段期间,最主要就是从1968年3月4日那天晚上开始,被逼供的那段是最让我痛心的。就算看到是别人的父亲受了这么大的屈辱,我也会震撼和悲伤。可这是我自己的父亲啊,218.25.35.27,是这种握过手的、拥抱过的亲人,我一想到他受了这样极端的苦,就觉得我们实在太渺小了!

记者:你说的政治迫害是指1968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,你父亲因为翻译漫画入狱?当时他被迫承认了自己是“共匪”间谍,具体情形是怎样的?

郭本城:有些残酷的细节我在书中没写,我觉得既然父亲自己能原谅,我就不要再抓细节渲染仇恨了。例如,他是被脱光了衣服吊打的,打到绳子都断了,人掉下来,腿才被踢断的。他被吊着的时候,每个调查员推门进来都可以“啪啪”拍打两下。完全没有尊严,完全是屈辱。平时电视里这样的剧情我们都会很愤怒,何况发生在自己的父亲身上。

还有几次落泪是写他被设陷阱的过程,一个特务拟剧本让他来挑,他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,如果不配合这个剧本,就会被侮辱、殴打,被针扎手指。父亲在那里没有纸笔,他只好把他的悲愤用诗词宣泄出来,拿手指刻在石灰墙上,甲尽血出,和灰成字。他把这种千丝万缕的纠葛,加上生命中大悲大苦的遭遇,全部都化成了诗篇。我父亲在狱中写了很多东西,你看文人的宿命,狱中治史呀。

以前我只知道他在狱中受了苦,但却没有想过,原来这么苦。现在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他。

漫长的缺席:只知父亲是“匪谍”

记者:柏杨先生在你五岁时便与你们分开,此前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吗?

郭本城:在此之前的记忆都很模糊。可能没人会相信,我自己都不相信。大概因为那时候父母在争吵,我有很多选择性的记忆,很多事情就刻意把它忘掉了。一直到今天,确实已经想不起来了。

记者:母亲带着你们兄弟投奔了外祖父母,他们会偶尔和你们聊父亲的事情吗?

郭本城:他们把我和弟弟保护得非常好,为了保护我们,绝口不提父亲。那个时代的“离婚”,要承受外人的眼光与压力,是今天人们没办法体会的。母亲和外祖父母一直在保护我们,让我和弟弟感受到了很多的呵护,我们并没有因为成长过程里缺失父亲而有太多遗憾。

我母亲是个高级教育家,我们经济条件还不错,并不需要父亲的接济和抚养。我母亲非常坚强,非常伟大,她对我父亲有恨,但她把这种怨怼统统化为大爱来照顾我们兄弟,一直到过世都没有改嫁。

记者:母亲在你成长过程中提出过什么期待吗?

郭本城:我妈妈、外祖父、父亲,包括后来弟弟、妹妹,长虹c510,其实全都是读书人。我家氛围很活泼,虽然父亲不在,但母亲对我们兄弟俩非常开放,她说“你对哪方面有兴趣,就朝哪方面去。”我小时候对美术、书法很感兴趣,就跟我的外祖父学书法,他教我怎么样用力、用意和用气,莫言,后来我又学了画画,朝着艺术方面发展。兴趣爱好一多,就耽误了一些正常的学习。母亲鼓励我:“你不必在意这些,咱们家出来一个艺术家也很好啊!”后来我喜欢打篮球,她又说:“出来一个未来的国手,也很好啊!”最后这些我都没有做,反而因为很偶然的机遇,走上了经商之路。

记者:父母离婚之后还有来往吗?他入狱前那些年你们见过面吗?

郭本城:没有。第二年我父亲就再婚了。多年后我听我妹妹说,她在家里不可以提到“有两个哥哥”,她妈妈特别警告过她:“你没有哥哥,不可以提两个哥哥。”这说明父亲后来的妻子管得很严,所以他那时应该也不方便来看我们。当然,我们也不会去找他。

父亲入狱,我们一开始不知道,但外祖父立马就知道了。我外祖父齐铁恨先生是教育界人士,且供职于《国语日报》,学生、朋友都非常多。但他过了很久才跟我母亲说。后来又过了很久,我母亲才跟我们说。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被抓,只是听说爸爸是个“匪谍”。我们觉得很讶异、很震撼。“匪谍”的这个定义是什么?只知道这是要枪毙的!

莫名受牵连:

“我逃避思考个中原因”

记者:柏杨被捕,以及入狱后写出《万言上诉书》都在上引起巨大反响,这些事情给你们当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?

郭本城:他当时人已经被抓到了,所以我们家并没有再被加害,但原本家里常常来往的长辈们还是突然间就变少了。我们男孩子粗线条没有那么敏感,很久很久才感觉出来:为什么张伯伯和李爷爷不来了?好久没看到了。

那时我在上初中,并不知道父亲被抓的事情,但老师对我的态度突然之间也冷漠下来了。有一次老师问我说“你是‘名人’之后呀”,我说“对呀,我爷爷是名人呀”。老师说“我不是说你爷爷,你爸是‘名人’呀”。老师的话让我很快就有了疏离感。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无可厚非,但真的是人情冷暖。还好,当时年纪小,感觉不那么强烈。

记者:你父亲被捕前写过小说,他受当时的异议杂志《自由》影响很大,经常在报上发表激进的杂文,已经很有名气了。这些文章当时你知道吗?

郭本城:当时我太小了,完全不知道。记得初中老师还问过我有没有读过父亲写的《异域》,我那时候那么小,怎么会读过。长大后我才得知,当时的《自由》不但是我父亲的良师,更是帮他挡在前面的一块挡箭牌。后来《自由》被查封,这块挡箭牌没有了,他就成了为台湾民主自由而冲锋陷阵的“首恶”了。

记者:你父亲与《自由》的雷震、殷海光等人有交集吗?

郭本城:据我所知是有点交集的,但似乎不是很深。父亲当时毕竟还是蒋经国的青年组织“救国团”的成员,和他们不太一样。但是我父亲朋友众多,他待人随和,又很诚实,很会交朋友。

记者:听说你曾经因为是柏杨的儿子,在服役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?

郭本城:1975年我到金门当兵,第二个礼拜就被要求向辅导长、政战官、情报官等人进行每周报到,其他人都不需要。之后外界又有了些关于我父亲被处决的传闻,导致我的荣誉假期一下都没有了,营长不批我放假。

记者:你为此还造成了流血事件?

郭本城:对,我在部队为团队争取了很多荣誉,居然还不放我假。当时在金门,天天思念着回台北,所以我去找营长理论,拿了把刺刀,营长说“你要干什么”,我说“没干什么,我要休假!”就自己在手臂上割了一刀,现在还有疤痕。“啦”的一下,血哗哗的流出来了。营长说“你不必这样子,我放你假就是了嘛。你想怎么放你跟我说嘛。”就这样才放的假。那时候我真的胆大包天,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。

记者:那时候,你心里对父亲入狱、出狱是怎么判断的?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对政治犯的错误判决吗

郭本城:当时还不能意识到,只觉得“他怎么会去当‘匪谍’”。有时候会想“真的假的?”但老实说,当时的我在逃避对于个中原因的思考和探索。

久别重逢:

“我的心一下就软了”

记者:你什么时候和父亲重新有了接触?

郭本城:父亲1977年出狱之后,我们才慢慢开始接触,也是这时候我和弟弟才慢慢原谅他。他出狱后,托他以前的朋友罗祖光打电话给我们,约我们去见他。我去了,弟弟没去。我走进他们住的那条街,他朋友住一楼。一楼是个车库,再下去地下室是一个小仓库,我父亲就住在地下室。当时我看到这场景就很难过,父亲一出来就握着我的手,然后他就哭了。

记者:当时和父亲多久没见了?

郭本城:差不多二十年没见了。他说,没想到你长这么高了。父亲变得很瘦很瘦,他抓着我的手,一边哭一边说:“城城,爸爸对不起你们。”那时我整个心都软下来了。我也没有刻意想一定接受他,但我没有再去抵抗了。以前我会抵抗他,总会觉得:你离开我们,抛弃我们和妈妈,让我的妈妈过得这么辛苦。但是那一次见面之后,我的心整个释放了,我觉得他真的好可怜。

记者:当时的父亲和你想象中的样子有差别吗?精神面貌好吗?

郭本城:没有差别,走在路上我都肯定还认识:这是我爸爸。他虽然消瘦,但是和印象里没有差别。精神面貌非常好,我觉得有点仙风道骨。一看就知道是我父亲。他说话我印象很深,河南口音,和我外祖父的北京口音太不一样了,我一半都听不懂。

记者:你回去告诉母亲了吗?

郭本城:没有。之后我和弟弟也不跟母亲提父亲。小时候她不跟我们提父亲,是她保护我们,后来就换我们保护她。我们想让她保持心情平静,不再去揭她的创伤。她也以为我们不再跟父亲往来。后来有时会和父亲聚会吃饭,拍了些照片,我们都不会拿回家,避免母亲看到被刺伤。所以当有记者问我要我和父亲的合影,我说“真的很抱歉,我手边还真没有”。仅有的几张都在父亲那里。

记者:你父亲出狱后和张香华女士再婚,你会经常去看他吗?你们在生活中的相处方式是怎样的?

郭本城:会,我只要在台湾,每两周都会去看他一次。我和父亲会开玩笑,但讲起话也不会完全没有遮拦,还是会有所保留。不过在子女的心目中,他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慈父,不算严父。每一次去他那儿我都会学到新东西。比如吃饭的时候,夹菜给他,他会说“谢谢”,他的表现真的很优雅,很有修养,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张香华阿姨有时候替他做什么,他也会说:“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个,谢谢”。

记者:你在大陆还有两个姐姐,她们什么时候见到的父亲?

郭本城:她们是1987年在香港和我父亲见的面。在这以前都不知道父亲的情况。我父亲80年代托美国的朋友,专门寻找大陆的女儿。我二姐说,有一天突然来了人和她说,“毛毛,你爸爸来信了。”她吓了一跳。因为她母亲根本就不和她提父亲的事,就是怕她在当时受到影响。那个时代是台湾白色恐怖碰上了大陆文革,我们在台湾是共产党的余孽,父亲是“匪谍”;姐姐在大陆这边是国民党的余孽,因为爸爸是国民党。我后来才知道,两个留在大陆的姐姐的遭遇比我们苦多了。1987年那次,父亲和姐姐们在香港一家酒店约了第一次见面,我爸爸坐在沙发上,一手抱着大姐,一手抱着二姐,和她们聊天讲话,很亲密,很幸福。

对我来说,有了父亲后,又从天边突然冒出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她们真的都很好,哪个牌子的溜冰鞋好,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能彼此体谅,不计较,都很大气。我父亲的遗愿就是两岸后裔相亲相爱,我觉得我们做到了,他能够安息好好睡觉了。

回望父亲晚年:“他做到了释怀”

记者:1950年代,蒋经国曾经是你父亲在“救国团”时的上司,后来却害他入狱十年,受尽痛苦折磨,他对蒋经国如何评价?

郭本城:如果从我父亲因蒋经国所受的折磨来看,应该是会对他恨之入骨,但实际他没有,因为他毕竟活着出来了,在监狱里还完成了他的历史著作。很多白色恐怖受难的文人、异议分子出狱后得不到补偿、没能力重新进入,就会产生报复心理,会统统偏绿,但我父亲没有。他一直都有大是大非的观念,并且告诫我们也要这样。

我父亲不刻意针对蒋经国做个人攻击,是因为他放下了,广场舞雪山姑娘,也因为他经过努力得到了自己应得的,他感到满足,即使之前有怨恨也释怀了。1993年我父亲过生日的现场,蒋纬国代他老哥向我父亲道歉,但他那时其实已经不在意了。

记者: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超脱,柏杨身上有曼德拉的宽容精神。

郭本城:他懂得大是大非,很多政客找他去辅选,他却不参加任何辅选台。包括陈水扁连任的时候请他去南部,他说我只跟你谈人权教育,不台。我父亲出狱后尤其关注人权教育。他认为人权不只是政治的争取、法律的诉讼,他更强调人的尊严,人权必须要和人责平衡。

记者:白色恐怖结束,蒋经国下令对台湾解严,你父亲对当时台湾以及国民党的变化有什么评价?

郭本城:他认为国民党在让步,政治就是要让步。威权时代不只我父亲一个人受到伤害,威权时代过后很多人都在反弹,所以国民党让步了。蒋经国也是在让步,他能解严、能开放两岸都是在让步。没有他把重心转到十大建设,台湾经济就不会起飞。老百姓吃饱饭、日子过得好了,就不会吵,就没那么多负面声音了,也不会有造反。所以我觉得从经济上来看,蒋经国对台湾还是有贡献的。在威权时代,我们要检讨的是蒋介石,而不是蒋经国。我觉得蒋经国功过可以平衡。

记者:李敖批评你父亲是“跟国民党走的文人”,他会因为这些发脾气吗?

郭本城:不会。这些话他都知道,但不发脾气。他绝对是已经放下了,龙之谷箭神技能加点,你骂我,我再回一嘴,那我岂不是和你一样丑陋了?你可以骂,我有这个涵养听。

至于说他是国民党文人,我认为他并没有政治立场,他是个故乡情结非常重的人。他的立场就是要民族强大,哪个政党对国家民族会有正面贡献,能让民族更复兴强大,他就持哪个立场。他总想回大陆看看,也不是因为当时大陆强大了,而是一种民族情感,是落叶归根的情结。他是一个十足的人。

记者:1990年代,台湾开始明显进步,以批判国民劣根性见长的柏杨先生,对这些现象会表扬吗?

郭本城:当然会,他认为人都是在成长,也是在进步。他后来就说过:台北真的是蛮美的,包括人。

父亲自己努力在做“不丑陋”的人,他会去“照镜子”:别人都在进步自己不能不进步。无论到哪儿,只要有人跟他点头微笑,他一定报以点头微笑。有一次我带他外出,人家说“你是柏杨大师啊”,很多人看了过来,每个人看他的时候他都会主动跟人家点头。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,他能够“弯下腰来”,因为“抬起头来会碰到梁”。正是这十年牢狱的切身体验,让他变得更成熟和谦和,这不是学的,也不是装的。

记者:他晚年不再写杂文批判,是因为确实进步,没有那么多阴暗面了?

郭本城:对,确实进步了。而且他认为如刀般的杂文,在一个不再极端的已经失去以前的功用了。大家都在骂,你也跟着骂就没意思了。实际上,言论自由是父亲那一辈人拼命争取过来的,他后来常常引用罗兰夫人的话:“自由啊,自由,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。”

总结父亲一生:

“他是得到善终的文人”

记者:你曾说,台湾年轻人对柏杨的认知不如大陆年轻人,为什么?

郭本城:有一次我坐飞机到长春,和身旁一位24岁就在创业的年轻人聊天,之后交换了名片。我名片上写着“柏杨文创”,他问我这和柏杨有什么关系。我也没骗他,就说柏杨是我父亲。他很激动,一直问“真的吗?”,他说他看过好几本柏老的书。我就说“你24岁就那么喜欢他的书?”他说“对,三岔口吕晶晶,我很喜欢!”那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大陆年轻人居然对这种在台湾被慢慢遗忘的人感兴趣,我看到了希望,真的很让人感动。

记者:柏杨先生的人生,常被概括为“十年小说、十年杂文、十年冤狱、十年著史”,他似乎很难被归类。同时,有人诟病他历史功底差,不能算一个史学家,你怎么看?

郭本城:我觉得他也从来没有要做史学家,因为他写的东西是要以活泼的方式呈现,趣味性很重,要大家看得懂,产生兴趣,他不是写教科书,也不是在编史。

记者:你更愿意称他为什么“家”?

郭本城:不是什么“家”,文字工作者。他是个有责任感的文字工作者,同时是个人权斗士,在他最后生命之光慢慢暗淡的时候,他还是个生命斗士。

记者:总结他传奇的一生,你如何评价?

郭本城:他对于自己坎坷而异于常人的遭遇,能够放下,就好像他在《人史纲》里写的: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回归呢?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得到善终的文人,是历尽沧桑到最后没有什么遗憾的人。而今天,仍然有这么多人纪念他,他的两岸后代也相亲相爱,儿子还能为他多做一点事情,我觉得他也会觉得安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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